离婚诉讼裸照举证
　　朱玲和丈夫2000年结婚，然而婚后两人却逐渐没了共同语言。朱玲的丈夫生性风流，加之脾气暴躁，夫妻二人经常为家庭琐事而争吵，而朱玲也经常被丈夫拳脚相加。一次朱玲不得不打电话到110求救，事后，丈夫向朱玲写了一份保证书，表示以后再也不打骂妻子。但没过多久，朱玲就从丈夫的手机话费清单中了解到，丈夫整天和一女子发短信，几次跟踪后，朱玲发现他们关系非同一般。丈夫的打骂加上花心坚定了朱玲离婚的念头。
　

   　今年8月朱玲一纸诉状将丈夫告上法院，自己则搬出了多年居住的爱巢，住到了单位宿舍。

　　由于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丈夫出轨，朱玲动起了偷拍的脑筋。为了抓到两人在床上的关键证据，朱玲随身携带照相机。一天凌晨，朱玲收到一个短消息称，丈夫和第三者正在他们家中，朱玲立刻从单位赶回家，躲在自家窗口，趁二人不注意时，偷拍下了多张两人的裸照。同时又拨打110报警作证。
　　昨日，朱玲将这几张裸照作为直接证据向法院提交，要求和丈夫离婚，并且分割共同财产。目前，此案正在审理之中。

　　引发捉奸
　　朱玲裸照举证的做法引发了围绕“婚外情”的一系列讨论。目前，“婚外情”已成为夫妻感情的最大杀手。法院今年上半年共受理210件离婚案件，其中由于第三者导致离婚的比率已占到40％以上。婚外情、婚外性行为，已基本成为无法维系夫妻关系的重要原因。这种行为不仅导致夫妻感情直接破裂，而且必然对另外一方造成精神痛苦，甚至导致自杀。

　　与此同时，一方有“婚外情”，另外一方在考虑离婚时，出于心理平衡，通常也想要取得对方“不忠”、“奸情”的证据，以求在离婚时，得到心理慰藉及财产分割权益的最大化。因此，就出现了当事人抱着“捉奸取证”的心态，不择手段、不惜成本地获取证据。那么，这些费尽心机的“证据”对于判决离婚果真有效？其作用又有多大呢？

　　捉奸在床与索赔成功率挂钩？
　　一位业内人表示，就目前法律规定以及审判实践来看，即使捉到了奸，也有“捉奸在床”的直接证据，当事人也不一定就能得到法院对精神索赔的支持。

　　《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的；（二）有配偶者与他人的；（三）实施家庭暴力的；（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根据法律的规定，只有过错方有上述法定情节，无过错方提起赔偿请求，法院才可能会支持。仅有婚外情即婚外性行为，法院支持赔偿诉请的可能性是不大的。

　　但该人士又表示，可能性不大并不表示当事人就没有必要去取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具体若干意见》相关规定，法院在处理案件时，要坚持“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处理案件。也就是说，当事人所取的证据可以作为有利于无过错方财产分割的法定理由，作为法院而言，在花费取证成本不高的情况下，证据当然是越多越好。

　　另外，从诉讼策略上考虑，如果有“捉奸在床”的证据，就可能在调解、诉讼中争取更多的主动，给过错方施加更多的精神压力，迫使其做出更大的让步，以达到在财产上多分的均衡状态，使自己的痛苦得到适度的慰藉。

　　自家床上捉奸拍照合法有效
　　如果是证据越多越好的话，当事人是否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去搜罗对方“出轨”的证据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于2002年4月1日起施行，其中对举证责任和证据效力提出了比以往更高的要求。这就使得一些当事人自然而然地、甚至是别无选择地去积极收集证据。然而这种积极的取证方式，有时可能会不可避免地侵犯到公民的个人隐私权。

　　一位业内人士解释说，法律保护的是公民的合法权益，只要是合法的权益，无论其性别、地位，都将受到法律的保护，第三者也不例外。作为法院举证环节而言，拍照者如果进入自家床边，举起照相机拍下床上时况，照片被法院认定的可能性较大。但拍照者不能因此而有过激行为，例如将照片肆意传播，对第三者进行人身侮辱等出格行为，否则就会涉及侵犯隐私名誉权等问题。就目前朱玲捉奸拍照的行为来说，在取证过程中，行为可能有些过激，但只要朱玲不是主观上故意侮辱，客观上故意宣扬，从法律角度上看，就不能说侵犯了丈夫和第三者的隐私名誉权益问题。

　　因此，自家床上捉奸，行为不要过激，证据仅用于庭审举证，证据有效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江南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