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转变，婚姻也出现了很多新的变化。夫妻作为婚姻家庭中最主要的主体，夫妻间的侵权作为家庭矛盾的一个方面，难免发生矛盾和冲突。传统观念认为，家庭矛盾一般应由家庭内部协商解决，除非夫妻间的侵权超过必要限度，而导致离婚，无过错的受害方才可能得到民事救济①。其实这并不符合婚姻的立法目的。间的侵权行为进行民事救济。修订后的第四十六条确定了离婚过错损害赔偿制度，婚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法律的进一步保护，使司法关机关对相关案件进行裁判有了法律依据，是我国立法进程加快的体现，也是婚姻家庭立法的进一步完善②。当事人可基于损害赔偿范畴，既可以就物质方面所受损害请求赔偿，也可以就精神方面所受损害请求赔偿。该制度在涉及实务适用中存在一些问题，笔者就此进行浅见。

　　我国婚姻法中的离婚损害赔偿是指因夫妻一方有特定侵权行为，导致双方离婚，另一方当事人有权依据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请求的赔偿。该损害赔偿应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两个层面。

　　一、确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必要性

　　传统观念认为，家庭中的纠纷只能依靠家庭成员的道德约束和社会舆论评价来控制，国家强制力不宜介入，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③。实际上，在婚姻中，也会发生人身利益受到侵害的情况，而过错赔偿规则作为民事责任制度的一项基本原则，在婚姻家庭领域内也应当并且能够发挥作用。

　　(一)建立过错损害赔偿制度是法律要求的必然结果。《婚姻法》实行的是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等行为。在调整平等主体关系的民事法律领域，包括婚姻家庭关系中，法律责任主要的表现形式是使加害者承担过错赔偿责任。

　　(二)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需要。配偶中无过错的一方身心受到严重伤害，却得不到法律的救助，这是极不合乎情理的。为了保护合法的婚姻家庭关系和受害方的合法利益，应当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

　　(三)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与道德力量对夫妻关系的调整并不矛盾。在修改《婚姻法》的讨论过程中，一些学者出于对法律干涉私生活自主权的担忧，反对法律干涉婚外恋等问题，主张“把道德的东西还给道德”④。应当承认，这些学者的担忧是有道理的，法律与道德两种不同的社会控制力量，二者在各自的调整范围内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和作用，法律在道德领域内的过度扩张可能危害健康稳定的社会关系。但同时也要看到，法律与道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能简单地把法律调整或者道德调整分开。事实上，法律调整也好，道德调整也好，其最终目的都在于平衡婚姻家庭领域的个人利益、他人利益、社会整体利益的关系，维护与现实社会生活相应的婚姻家庭关系。道德调整与法律调整是互相渗透的，两者互相配合，发挥各自的优势，才能实现对婚姻家庭关系调整的良好效果。

　　二、离婚损害赔偿的性质

　　在私法领域，损害赔偿的产生原因有二个：一是由于侵权;二是由于违约。根据传统观念，家庭矛盾一般要由家庭内部协商解决，正所谓“法不入家门”。然而这对于夫妻之间弱小一方的权力使用并不合理，更不符合婚姻的本来目的。根据婚姻法和相关司解释的规定，夫妻具有彼此忠实的义务，夫妻有各自使用自己姓名的权利，夫妻双方都有参加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活动的自由，夫妻双方有平等的婚姻住所决定权，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夫妻之间有相互扶养的权利和义务，夫妻之间有日常的家事代理权等。双方的任何一方一旦有侵权的行为，另一方便可请求损害赔偿。

　　根据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有权主张损害赔偿的是“无过错方”⑤。这意味着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制度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即行为人要承担损害赔偿之责的要件之一是行为人必须要有过错，也就是行为人主观上是出于故意或过失。若缺乏该要件，便使赔偿之责的承担失了根基。在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时，以过错为归责的最终要件，这就意味着对行为人的过错应作为最后的因素和基本的因素来加以考虑，以行为人的过错程度作为确定责任范围、责任形式的依据。婚姻家庭法属于民法的范畴，但是婚姻家庭法在突出自愿、平等这一民事法律的基本特征时，与普通民事法律相比较还带有强烈的伦理道德性，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在这样一种复杂的法律关系中要论是非，要论对错，难度相对来说较大。譬如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形。作为该种情形的状况都是一致的，即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引发该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样的，有可能是配偶一方的喜新厌旧，见导思迁;有可能是配偶一方腐朽的多妻婚姻观的作祟;有可能是夫妻关系的长期紧张，配偶一方压抑负荷过重所致等。在这种种的缘由中，谁对?谁错?因此，在适用过错损害赔偿原则时，对过错的认定要求摆脱伦理道德的束缚，应该从婚姻法的角度来考虑;对于过错的认定，应该以违反现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为判断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