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家暴案件逐年上升、绝大部分家暴受害者在首次被家暴后选择忍气吞声、反家暴遭遇法律等多重尴尬……面对日益突出的问题，深圳市人大常委会日前审议了《深圳经济特区性别平等促进条例(草案)》(下简称《条例(草案)》)，拟通过建立受害人庇护机制有效解决家庭暴力问题。相关专家表示，《条例(草案)》相关内容还需细化，而除了立法外，还需要建立完善的社会支持系统，才能真正有效解决家庭暴力问题。
现状▶▶深圳家暴案件逐年上升
“家暴是妇联信访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深圳市妇联权益部部长徐琳介绍，近3年，全市妇联系统受理家庭暴力信访件约占婚姻家庭类的两成左右，受虐者中98%是妇女儿童。求助者中，非深圳户籍女性的约占 72%，女性处于无业或失业状况的约占19%;施暴者80%以上集中在20岁至45岁之间。
根据市妇联2010年调查显示，深圳近年来家庭暴力案件逐年上升，2007年有300余件，2008年400余件，到了2009年共有600多件。这些案件呈现出一些新特点：施暴者和受害人都趋向年轻化，婚龄在2—5年，尤其以处于婚姻磨合期的80后夫妻增多。“从看到的专题调研报告和掌握的信访情况来看，家暴跟学历、家庭收入、年龄、职业等之间没有因果联系。”徐琳说。
深圳鹏星家庭暴力防护中心(下简称“鹏星”)在去年成立，这是第一家民间反家暴社工机构，其面对的受家暴者不止来自深圳，还有全国。“受家暴的女性中有88%一般在首次被家暴后不会求助，忍无可忍、没有办法才会求助。”鹏星社工黄俏介绍，她在两年接触的近400起家暴案例中，因为首次家暴而前来求助的人不足10个，而在家暴防护中，越早介入，效果越好。
有专家分析，家暴的发生，最根本原因是家庭出现矛盾。
根据专家理解，施暴者有一种控制欲。另外，传统观念中“家丑不外扬”、“打是亲骂是爱”等观点亦强化了家暴的循环往复。另外，生活节奏过快、家庭生活压力大，亦是深圳家暴逐年上升的事因之一。
鹏星社工称，家暴会毁掉一个完整和谐的家庭，鹏星的被家暴求助者中，50%会选择。家暴对受暴者身心造成严重伤害，更为严重的，是影响家庭子女的行为方式。据介绍，未成年人成长的过程中，会无意识地接受暴力解决问题的心理模式，让家暴成为“遗传”。
困境▶▶反家暴遭遇多重难题
一方面家暴案件逐年上升，而一方面，反家暴又遭遇一系列的难题。
记者采访了解到，反家暴首先面临的是无可操性强的法律可依照的难题。据介绍，中国法律关于“家庭暴力”的概念在2001年修订后的《婚姻法》中首次出现，2005年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则提出多部门合作解决家暴问题。2008年《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出台。
“这些法规原则性都很强，没有细化，可操作性不强。”徐琳认为，反家暴涉及的法律，是事后惩罚，基本是不告不理，受害人不提出来，国家公权力就不会有效进行处罚。
据介绍，在民事关系方面，家暴是离婚及、精神损害赔偿等法定条件，这涉及到夫妻共有财产，而夫妻之间如何赔偿方面，法律没有明确。行政处罚方面，殴打他人会有拘留或者罚款，夫妻之间会因此常常考虑放弃。而在刑事处罚方面，因为家暴的突发性和私密性，现场取证难，导致相应处罚难以落实。
这样的情况也导致黄俏等社工只能为受家暴者提供心理和法律咨询，停留在辅导、咨询层面。
反家暴遭遇的另一个难题是个体孤立。专家分析，深圳是一个带有“陌生人社会”性质的移民城市，流动人口多，个人受支持的社会资源系统比较欠缺。一人在外，身边仅有几个亲友。加之生活节奏很快，上班很忙，没有时间参与社区活动，导致个人与周边群体的疏离和孤立，在家暴发生时，受害者时常陷入无人可依的境地。
“一些受家暴的女性只能去找派出所或者妇联”，在深圳工作的律师韦四强说，但通常只有受家暴者受到显而易见的伤害时，才会获得救助者的注意。普通家暴充其量是一个警告，依法拘留、罚款、刑事拘留的更少，“因为这涉及家庭内部关系”。
在鹏星社工黄俏看来，社会支持系统的薄弱也是反家暴遭遇的一个难题。
据其介绍，深圳家暴防护机构远远不够。目前，深圳市妇联主管的鹏星家暴防护中心才四个社工，而其项目也多是零散的、自发的，项目设置比较滞后，多是问题出现之后才做，没有建立事前预防、事中制止、事后救济等全过程的有序的预防系统。
她认为，以移民人口为主的深圳，政府应建立一系列家暴防御机制，政府应该重视建立社会支持系统对于反家暴的重要性，将其作为公共服务和社会建设来抓。
期望▶▶草案规定还需更加细化
“妇女权益保障法对制止家庭暴力虽做了原则规定，但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一些困难，使受害者得不到有效救济。”市人大有关人士说，为了有效解决家庭暴力的问题，深圳市人大常委会首次审议的《深圳经济特区性别平等促进条例(草案)》提出，“对正在实施的家庭暴力，公安机关接到受害人的报警后，应当及时出警制止，依法处理”、“家庭暴力受害人可以根据有关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由公安机关协助执行”、“家庭暴力受害人可以向性别平等促进工作机构申请不超过72小时的临时庇护。受害人在受庇护期间的住宿及其他生活费用自理或者由施暴方承担”。
而记者也了解到，今年10月，全国妇联透露，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将反家庭暴力法纳入预备立法项目，目前反家暴法已进入最后的调查论证阶段。
对于深圳拟通过立法，并对一些细节作出规定，以期有效解决家庭暴力的做法，专家们怎么看待?
“人身安全保护裁定在国外一般叫人身保护令，制止家暴可操作性较强，在国外，绝大部分发出人身保护令之后，施暴者就不敢打了”，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研究会理事、北京千千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李莹认为，深圳在探索性别平等立法上走在了国内前沿。
实际上，家暴防护组织在深圳并不陌生。徐琳说，为了摆脱受害者的危险境地，妇联与公安、民政等部门在救助站设立了家庭庇护中心，在社区警务室设立家暴报案点等，此外妇联还设置了一系列心理疏导机构。
“但有些组织机构效果并不明显”，徐琳介绍，庇护中心的使用率较低，每年仅几宗申请者入住。“家庭暴力庇护机制非常重要，目前庇护中心有一些问题。”徐琳认为，此次草案提出受暴者可向法院申请人身保护安全保护裁定，避免了施暴者暴力骚扰、经济和心力困扰。
在为立法解决家暴叫好的同时，专家们同时认为草案还需要将一些规定细化。
鹏星社工周红萍建议，为家暴受害人提供庇护的规定很好，但一定要同时对保密性作出规定，“因为受害者不希望外人知道自己的情况，也担心施暴者找上门来，引发骚扰。”她说，人身保护裁定中，应该提出受害人涉及遭受暴力和骚扰之后，其人身及其亲属、财产等保护要加强，可以强制要求施暴人搬出去，或者施暴者承担受庇护费用。“有的城市庇护举行揭牌等仪式，对受害人来说，是没有安全感的。”而对于草案中提出的“受害人在受庇护期间的住宿及其他生活费用自理或者由施暴方承担”规定，专家们有所担心其操作性。
“生活费自理或者施暴者承担，这有不妥，我们遇到的案主，大都是生活条件较差。”黄俏说。
而徐琳分析，庇护过程中发生的费用，草案目前暂定个人承担，这是因为目前没有相应法律依据，并依法测算一年要多少预算。“72小时庇护，时间太短，在香港有2周到2个月，身心恢复到经济独立，建议弹性一点，由专业的社工和专家做评估，确定庇护时间。”
李莹称，相对于具体到庇护中心庇护时间的明确规定，还不如更加具体规定如何落实人身保护裁定这块内容。
[专家观点]
应建立
社会支持系统
“除了立法，家庭暴力更应该化解矛盾，而化解矛盾，需要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支持系统。”专家认为，对于深圳家暴问题，社会支持系统特别重要。在深圳，很多人没有亲友，遇到问题解决渠道不足，绝大部分遭遇只能由自身个体来承受。社会应该建立一套完善的从源头预防、事发制止到事后救济的全过程支持系统。
徐琳通过一个案例讲述了社会支持系统的重要性。她说，在一个反家暴普法节目中，一名家暴受害女性反映，其丈夫常外出加班，妻子收入低，又要照顾老小，压力巨大，费用紧凑，夫妻时有争吵，男方常打女方，女方忍无可忍，要求离婚。
在节目现场，妇联请来律师、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人民调解员、法律援助者。就她的案例，律师分析，家暴是违法行为，施暴的丈夫将要承担什么责任，如果要离婚，建议女方采取方式，获得什么赔偿。而心理咨询师则分析她和她老公的心理状况，认为她的老公应该反思家庭责任和产生矛盾时的处理方法，双方都要反思自身不足。而家教教育指导师则就案例对孩子的心理影响进行分析。法律援助者也分析了目前状况，建议如何申请法律援助。再加上人民调解员与妇联调解，最后女方决定和解。在妇联的回访中，这一家没有再发生家暴事件。
“社会应建设这样专业性的、全方位的服务，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李莹律师也认为这种社会系统很重要。她介绍，在美国，会有敲门运动，邻居之间会彼此经常敲门，做到日常帮扶。而在台湾，反家暴知识从娃娃抓起，会出现在中小学生课本中，社区和政府会建立纠正机制，不仅救济受害者，还对于施暴者进行强制性心理干扰，对于身临家暴现场中的目睹儿童进行及时救助。而在香港，有一些曾经遭受家暴伤害的妇女站出来，成立群福妇女权益会，帮助受害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