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精神病，在医学上是指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症和其他重度丧失正常精神作用的精神病。在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中，当事人一方患有精神病起诉的现象很多，但法律上却对精神病人问题没有明确规定，只是从相关的法律性文件和司法解释中能窥一叶。本文拟从精神病人标准如何认定、精神病人如何参与到诉讼程序中来，时另一方是否应给予精神病人一次性的经济帮助以及程序和实体处理上对精神病人所享有的相关的法律权益问题，结合审判实践，作如下具体的阐述。
关键词：精神病人 给付请求权 诉讼行为能力评定
一、关于在诉讼中确定精神病人的标准及其认定
民法上精神病人可分为：一是完全不能辩认自己的行为的；二是不能完全辩认自己的行为的；三是有时能够辩认,有时不能辩认自己的行为的。对于有时能够辩认、有时不能辩认自己行为的，是间歇性精神病人。[①]前两种精神病人情形依照法律规定可被确认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这两种精神病人在理性情感上或意志意识上均存在着严重的精神性疾病障碍，其在正常的生产、生活中，必缺乏正常的认识事物能力和判断是非的能力，不能依法独立实施法律民事行为。如痴呆症人、偏执型精神病人、轻度或重度的精神分裂症人等。有的精神病人符合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特征：在意识反映能力上没有判断能力和自我保护意识，在法律上不知其行为后果，完全不能辩认自己的行为；有的精神病人符合限制民事行为人的特征：在意识反映能力上对于比较复杂的事物或者比较重大的行为，缺乏判断是非能力和自我保护意识，在法律上不能预见其行为后果，不能完全辩认自己的行为，不能足够认识到行为的法律后果。而精神病人在诉讼中能否被确认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这关系到精神病人在诉讼中的各项诉讼活动是否具有合法性和有效性，即程序是否合法，实体处理是否正当。因此，应首先考虑采用何种标准来确定或认定其是否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是否患有精神病以及所患精神病的病情的程度如何。
（一）理论上掌握的标准：要看精神病人的行为是否与其年龄、智力或者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其对行为的辩认程度如何，有完全不能辩认，还是不能完全辩认之区分，对此应有正确的理解。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精神病人如果没有判断能力和自我保护意识能力，不知其行为后果的，可以认定其属于完全不能辩认自己行为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比较复杂的事物或者比较重大的行为，缺乏判断是非能力和自我保护意识能力，并且不能预见其行为后果的，可以认定为是不能完全辩认自己行为的限制行为能力人。完全不能辩别、意识其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的，应被确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能完全或全部辩别、意识其行为的法律后果的，应被确定为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范畴之内。在诉讼中，是否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确认问题，对涉及诉讼代理活动和财产的分配，以及另一方给予多大的经济帮助款额为适宜，成为了法院依法处理纠纷具有正当性、公正性的前提条件。
（二）实务中认定的方法：第一，人民法院一般应委托司法精神病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具体认定是否患有精神病，以及所患精神病的病情轻重程度，应以司法精神病学鉴定为理论性、科学性的根据。即采用医学鉴定标准确定。诉讼中当事人为证明肯定或否定患有精神病必须向法院提供证据材料。人民法院以合法、真实的鉴定结论为定案根据，来认定涉案精神病人的利害关系人所提出的一方当事人是否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第二，可以参照精神病医院出具的有关诊断证明、鉴定加以确认。精神病人在精神病医院诊治过程中，有关专家对精神病人的病情所作出的科学检查、检测等结论性意见，仍可以由法官在作出确认时成为证明材料使用。但应以精神病人的利害关系人无异议为限，或者经开庭质证双方无异议，法院予以采信，或者由其他证据或事实相互认证为审查条件。[②]第三、可以参照群众公认的事实和证据进行认定。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必须以精神病人的利害关系人（法定代理人）对所公认的事实和证据无异议为限。群众公认的事实，应该是精神病人的住所地村委会出具的具有真实性的证明材料。同时，也包括周围群众即精神病人的左邻右舍，对精神病人长期的起居、生活等基本情况的感知和认识。对这类事实要求是：能够起到证明精神病人因先天或后天形成的精神疾病和现在仍然继续持有的精神状态，并且是人们均普遍认为和说法一致的事实。第四，关于在诉讼中一方为精神病人的利害关系人向法院提出该精神病人是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为解决当事人对此项诉讼争议，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需按民事诉讼法程序作出认定的，可比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的规定，告知申请人按特别程序进行诉讼。
二、在诉讼程序中精神病人的诉讼行为能力问题
（一）、关于间歇性精神病人的诉讼行为能力问题。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病情间歇期间，神志清醒，具有判断行为是非的能力。我国《刑法》第18条第2款规定：“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根据这一条可以看出，对于间歇性精神病人其在精神正常的状态下，应认定其具有诉讼行为能力，他可以作为原告起诉的权利和作为被告答辩的权利，不应为其强行为他设置诉讼代理人。[③]同理，在民事案件中，如果精神病人诉讼时，无论其以原告身份还是被告身份出现，都应首先鉴定其精神状态，看其是在间歇期，还是发病期，如果是在间歇期，那么就认定其具有完全的诉讼行为能力，可以自行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并承担相应在的义务。相反，如果病人处在发病期间，很明显，就应适用下面这种情况。
（二）、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诉讼能力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条规定：精神病人（包括痴呆症人）如果没有判断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不知其行为后果的，可以认定为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人；对于比较复杂的事物或者比较重大的行为缺乏判断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并且不能预见其行为后果的，可以认定为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人。《民法通则》第十三条规定：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动。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进行与他的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其他民事活动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征得他的法定代理人的同意。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进行诉讼，需要为其设置诉讼代理人，对已设定监护人的，应由监护人代理诉讼，未设监护人的，应按《民法通则》第十七条第一款中的（2）、（3）、（4）项的顺序指定监护人代理诉讼。
三、诉讼中精神病人的给付请求权应予保护
诉讼双方当事人在未办理手续的情况下，仍系夫妻关系，在期间的精神病人，要求对方支付因治疗精神病所支出的医疗费、生活费，对方又未履行扶养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支持其给付请求权。
我国《》规定：“夫妻双方有互相扶养的义务。一方不履行扶养义务时，需要扶养的一方，有要求对方付给扶养费的权利。”在期间，因尚未依法解除夫妻关系，夫妻之间的互相抚养义务应当继续由双方互为履行。在此充分体现了精神病人所享有合法的基本民事权益。对精神病人未尽扶养义务的，精神病人因治疗所支出的医疗费，以及必要的、合理的生活费，精神病人有权向人民法院行使给付请求权，要求对方及时支付医疗费、生活费。对于其所要求的数额确定的，法院应予支持。而对于精神病人要求的是将来需要治疗费用的，因是待实际发生的费用，数额又不能确定，人民法院可不予支持。精神病人所享有的该项法律权益，其依据有二：一是我国《》规定的夫妻间有互相扶养的义务。双方虽在诉讼中，但双方尚未解除合法有效的婚姻关系。该项抚养义务要求夫妻在生活、人身健康等方面互为扶持、帮助和忠贞、忠诚；二是对精神病人属于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的的特殊要求。在夫妻关系尚未解除期间，精神病人因治疗、生活所产生的合法债务，另一方有责任全部负担。精神病人因属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已经丧失了劳动能力，没有正常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来源，由于对方的不扶养行为，致使精神病人需要治疗而支付医疗费，以及需要维持生命支出的必要的生活费，由此所欠债务均应视为夫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另一方理应负有履行清偿债务的法律责任。
四、时另一方应给予精神病人一次性的经济帮助
，是基于合法有效婚姻产生的夫妻关系而消灭。夫妻间的忠贞、扶助义务亦随之消失。因此，对精神病人在诉讼中，有关于后的生活、居住问题则是本文探讨、研究的主要问题。关于精神病人在诉讼中，被确认为完全不能自理、或者大部分不能自理、或者部分不能自理的几种情况，均符合属于一方生活困难法律规定的情形，对方在时应予给予一次性的经济帮助款项或者一定的财产，以保障精神病人在后的正常生活，维护社会的秩序。
我国《》第四十二条规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 一方给付经济帮助款项或财产，要根据当事人的经济承受能力和当地的生活水准，如负有给付人在经济上确有困难，可对一次性给付款项采取分期偿付的方式；给付一定的财产可以是财产的使用权或者是财产的所有权。具体掌握的原则应是法律规定的原则，具体确定的标准法律未明确规定，可根据发生生活困难的程度大小，因人、因案而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灵活掌握。总之，目的是为了切实保护在诉讼中一方属于精神病人的各项合法权益。
在审判实践中，一方为精神病人的利害关系人或其近亲属，往往在时向另一方提出过高的要求和条件，如对方不答复所提要求和条件，则坚持不同意；或者要求让对方对精神病人给予完全性的治疗，即要求待治愈后再不迟的现象；或者要求不离家，仍想由对方继续进行关照、护理精神病人的各项生活；如此等等。这些各种要求均不符合法律规定，未能按照精神病人所处于的精神或健康状态去分析和考虑，只是一味地按自己的主观要求主张一方权利。因此，法院是不会支持其无理请求的。只有根据法律的规定，由法院正确的确认精神病人的各种不同情形，分别作出具有现实性、合理性的处理或判决，才是解决该类纠纷的正确、唯一方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六条规定：“第四十二条所称‘一方生活困难’，是指依靠个人财产和时分得的财产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一方后没有住处的，属于生活困难。时，一方以个人财产中的住房对生活困难者进行帮助的形式，可以是房屋的居住权或者房屋的所有权。”以上法律规定，处理诉讼中一方为精神病人的，另一方应支付一定的经济帮助款项或者是提供一定财产，为我们提供了相关的法律原则。在此要明确的几项问题是：首先，在诉讼中，要区分精神病人属于哪种情形的不同情况。根据完全不能自理、或者大部分不能自理、或者部分不能自理的划分原则，调查了解另一方的经济基本状况，对给付精神病人一次性的经济帮助款项确定某一基准。其次，确定一次性的给付标准。针对精神病人病情的不同程度，目的是解决精神病人在后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和居住的住处等问题。由于精神病人在诉讼中的特殊性，对于所解决精神病人的生活费用中，应当包括一定的治疗费用，由另一方一并给付。再次，对于另一方给予精神病人的经济帮助，是一种物权性质，而非扶养义务。[④]依照法律规定，对保护后的精神病人的身体健康，照顾精神病人的生活，管理精神病人的财产等方面应由后的精神病人的监护人实施。根据物权在法律上表现出的权利、义务关系分析，另一方负有给付行为，即负有义务人在限额内必须向对方履行给付金钱或一定价值的财产（包括财产使用权或所有权）义务。在夫妻存续期间夫妻依法应履行相互扶养、扶助的义务，但在后，互相抚养的义务随着夫妻关系的解除而消灭。因此，时精神病人的利害关系人不应再以坚持不同意或其他理由为要挟条件，向另一方当事人提出过高的、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主张。
五、审判和实务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结案方式的问题。诉讼属于身份关系的诉讼，必须由当事人表明是否愿意，诉讼代理人无权表示离与不离这种意见，而患精神病的当事人又无诉讼行为能力，因此，这类案件应由人民法院裁决，以判决的形式结案。对于诉讼代理人与对方协商，达成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审查协议的内容是否合理保护了精神病人的利益，防止精神病人的利益受到侵犯，并根据协议内容制作判决书，以判决的形式结案。因为，如果以调解的形式结案，在案件的调解书送达问题上就会出现矛盾，因为调解内容是精神病人一方的诉讼代理人与对方协商的，但最后调解书的送达回证上又必须是精神病人本人的签收，而精神病人又不能意识到其亲自签收的法律后果，势必会造成虽然有法院制定的调解书，但送达的问题使调解书不具有实质意义。而且，通过法院对案件的审查，会防止侵害精神病人利益的情形出现，达到最优的法律效果。
（二）、 实体问题。在审查精神病人的诉讼时，在注意遵循以下的原则：既要保障自由，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要有利于患者的治疗和生活上的安排。如果原来夫妻感情较好，结婚多年，生有子女的，经过治疗和心理抚慰有好转可能的，应尽量做调解和好的工作，指出夫妻双方有互相扶养的义务，以不离为宜。对一方婚前隐瞒了精神病，婚后久治不愈，或者婚前明知对方患有精神病而与其结婚，或者一方在夫妻共同生活期间患有精神病且久治不愈的，在尽可能安排好患者的生活、医疗、监护的问题后可准予。但是，精神病人尤其是狂躁型精神病人生活、医疗和监护问题，是一个系统的社会问题，因此，要更好的保护精神病人权益，光靠其配偶的个人力量，很难得以妥善解决，因而在审判实务中，不能一概以精神病人的配偶是否已经安排好患者的生活医疗和监护问题作为是否准予的先决条件，在这方面笔者笔者认为可以借鉴《刑法》针对精神病人刑事责任的有关规定：一、精神病人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对患病程度较轻的精神病人，可以责令精神病人的家属和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这里的监护主体可以是关系密切的亲属、朋友，也可以是精神病人所在单位，或者是精神病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二、对患病程度较重的精神病人如颠狂性精神病人，由于其对社会具有较大的危险性，结合《民法通则》第十六条和第十七条的规定，笔者认为宜由政府强制医疗和教养，建议由各地的民政部门联合相关精神病人的专业机构，建立区域性性的重症精神病人收容所，对重症精神病人进行统一的收容监护，其费用由社会统筹负担。另外，在精神病人配偶因个人困难不可能妥善安排好患者的生活及监护问题的情况下，由民政部门对精神病人收容监护后，也可以判决准予，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的共同债务及问题应由患者的配偶承担。还应注意一点，就是精神病人的发病原因不能构成是否准予的条件，也就是说，无论精神病人的发病是基于遗传还是基于后天所得，还是由于配偶的原因导致患者发病，都不能作为的条件。
总之，诉讼中一方为精神病人的，由于其作为当事人主体之特殊性质，更应注重对精神病人相关权益的保护，这也与法律“公正、公平”的精神相契合，从而让精神病人生理上的缺陷能在法律上得到圆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