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所知，身边的人也不是想‘互助’就能找到对象的，成功率大概只有30%。”

　　小梅没有李建和淼淼幸运，还在寻觅“互助对象”。“我找到第一个男‘同志’，是普通的企业小白领，没房子，带回家见我爸妈，他们不喜欢。”小梅实在拗不过父母，继续寻觅：“换了第二个，有钱有房子，可还没结婚就反悔了，因为他的朋友介意。”

　　“其实，合适的男‘同志’并不好找。”小梅感叹，数据显示，有近四成的男“同志”都采取了结婚的方式掩盖性取向，再加上社会对男性结婚的年龄相对宽容，已经35岁的小梅变成了“棘手剩女”。“男‘同志’不好找，渠道也非常有限，”小梅透露，大家一般都是上网寻觅，“偶尔也会有一些热心的同性恋者组织互助婚姻联谊会，小范围内进行。”

　　但是，小梅还是没有找到。“据我所知，身边的人也不是想‘互助’就能找到对象的，成功率大概只有30%。”拖着拖着，小梅没有像前两年那么着急了，“我父母现在似乎也开始接受我单身的状态了”。

　　性别研究学者———

　　应对社会压力 催生互助婚姻

　　“同性恋的生活不被认同、甚至被歧视，没有法律的保障，在这种情况下，互助婚姻便是应对社会压力的方式，”多年从事性别教育研究的艾晓明教授分析说，“至于当中个体差异化很大，我们不能就此单纯地说谁活得好谁活得不好。”

　　艾晓明指出，相比“互助婚姻”，她认为更重要的是的合法化：“我同意李银河的说法，同性恋的合法化比不合法化要好。我支持将同性恋婚姻写入新的《婚姻法》。”著名性学家李银河曾指出，在同性恋婚姻没有合法化的前提下，互助婚姻比传统的与异性结婚更加“人道”。

　　法律专家———

　　一旦婚姻触礁 孩子难说归谁

　　“按照《婚姻法》，两者登记之后视为合法婚姻，”暨南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苏文卿分析指出，“离婚方式分为协议离婚和判决离婚两种，‘互助婚姻’者采取协议离婚方式更合适。”她介绍，只要双方有婚前财产公证、婚后购买的房子能明确证明出资方，根据新的《婚姻法》，这些财产便不会因离婚拿出来分割。

　　苏文卿坦言，孩子的问题会更复杂：“根据《婚姻法》，婚姻内的子女视为父母的孩子，即便DNA证明不是对方的孩子，法官也要根据情、理、法多方考虑。”